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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党史故事人物事迹【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5篇】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党史故事人物事迹【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1

张思德(1915—1944),四川省仪陇县人,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红军中,张思德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了一人夺得两挺机枪的战绩,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又被调入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老林中烧炭。苦战了3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和运输等数道繁重工序,终于将8万斤木炭运到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张思德又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他不仅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步行长距离去送信,积极完成通讯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被调至中央警卫团一连当战士。不久,他又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堆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余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了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后来,毛泽东这篇振聋发聩的著名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2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3

革命历史人物故事叶挺的故事

卖过烧饼爱好摄影

1927年11月,叶挺作为总指挥发动广州起义,却以失败告终。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听信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失去了联系。

叶挺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5年时间。当时他卖过水果蔬菜,还在柏林开过小吃店,卖油条、烧饼。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远居海外,消息闭塞,就回到夫人娘家所在的澳门。他的长子叶正大回忆说:“只有在澳门我们全家聚得最齐。母亲当时已经生了7个孩子,一家人常去野餐、游泳、拍照。父亲那时就是一个摄影发烧友了。他从香港买来暗房器材,自己在家里冲洗胶卷。那时我们全家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还照得很有艺术性。”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把革命比喻成爬山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他认为可能会听他的话。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

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3日,叶挺回到武汉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

“请枪毙我吧!”

1942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蒋介石试图劝降在押的叶挺。蒋介石说:“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尔。”蒋介石连用了几个“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叶挺的回答避开他的挑拨,另辟蹊径,反过来用具体事实揭露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你蒋介石指定路线要新四军到指定地区去,新四军途中要和日军作战又不给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同时布置了一个口袋,集中七个师包围我部。“这个时候,我打电报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队逃命。”

紧接着,叶挺引用了“小杖则受,大杖则逃”的古话之后说:“我们不善于逃命而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介石又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介石马上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去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挺寸步不让:“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介石无计可施,让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继续劝降。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叶挺的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4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5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

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党史故事人物事迹【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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